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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影響中國年度公共利抗癌食物益守望者
　　獲獎：中谷餐飲設備 北京紅楓婦女心理咨詢服務中心
　　提名：阿拉關鍵字廣告善SEE公益機構/王丁
　　紅楓負債整合：保衛農村女童
　　本刊記者/王臣桃園二手餐飲設備(發自北京、石家莊)
　　獲獎理由★
　　雖然只有一葉紅，亦可染盡天下秋。這是楓葉的特質，也是這個以紅楓為名、面向女性的公益組織的特質。
　　從1988年至今，“紅楓”始終默默耕耘，開創了國內諸多公益項目的第一。2011年，紅楓創立了第一個“農村女童性侵犯預防教育”項目，併在質疑和誤解中堅持至今。在當下女童性侵事件頻繁曝光的背景下，“紅楓”對這一領域的持續關註顯得尤為重要。這一項目帶給女童們的不僅僅是預防性侵的知識，更是尊重、健康、安全與關懷。
　　簡介：
　　北京紅楓婦女心理咨詢服務中心，成立於1988年，是中國第一家面向女性的民間NGO，並開創了國內諸多公益項目的第一，如開通中國第一條婦女熱線，成立第一個單親家庭服務組織等。
　　寒冬，河北省石家莊市趙縣一所鄉村小學的60多名女生，擠在一間教室里，正上著一堂不同尋常的課。
　　講課教師王玲問，“我們上節課講的內容是什麼？”
　　“我的隱私部位不能碰，我的身體我做主！”小女孩們齊聲喊著，聲音穿透了這座磚瓦砌就的二層小樓。
　　王玲點點頭，“哪位同學能告訴我？什麼叫隱私部位？”全班爭先恐後地舉著手，有的躍躍欲試地站起來，“內衣內褲遮蓋的地方。”
　　教室里最後站著三四位鄉村女老師，有的捂嘴笑了下，有的溜出了教室，過會兒又探進身來。
　　這是北京紅楓婦女心理咨詢中心(以下簡稱“紅楓”)在農村小學開展的“女童性侵害預防教育”課堂。兩年來，“紅楓”從最初的“屢屢碰壁”到後來“被低調地歡迎”，她們已走進了17所農村小學的課堂。
　　不過，“紅楓”創始人王行娟說，努力帶來了轉變，但這些與全國農村女童普遍性教育淡薄的現狀相比，仍然是杯水車薪。
　　“這麼一講，好像我們這有這種事發生一樣”
　　年過八旬的王行娟25年前創辦民間公益組織“紅楓”，專註於婦女兒童的心理輔導和咨詢。大約十年前，她開始註意到農村女童被性侵的現象。有一次，她看到一則新聞，一名不到一歲的農村女嬰被成年男子性侵，下體血肉模糊。王行娟震驚得淚流滿面，暗下決心，必須得做點什麼。
　　“如果不是因為籌不到錢，我們早就開始了。”王行娟回憶道。那時，紅楓的很多項目都籌不到款，遭拒理由往往是，“中國女性目前的問題是生存，還談不到發展，你還要解決心理問題？太奢侈了吧！”
　　她眼看著扶貧、環保、掃盲的公益項目都能申請到資金，自己這些過於有“前瞻性”的想法都慘遭閉門羹。
　　直到2010年，王行娟受邀到美國參加一個反家暴會議，期間與“美國重要之聲”基金會負責人聊起女童性侵預防教育的想法，沒想到立即得到對方的認可，一年之後，她拿到了兩萬美金的項目基金。
　　錢到手了，另一個沒預想到的困難又出現了：沒有一所農村公辦小學對紅楓敞開大門。
　　項目負責人郭永水走投無路，只好求助一位發小，後者如今是河北一所農村小學校長，希望通過私人關係開展項目。對方依然猶豫，“專家來講課我們當然歡迎，可談什麼不好，非得談性？這麼一講，好像我們這裡有這種事發生一樣。”
　　郭永水只好妥協，“那我們不說性，只說安全教育。”
　　校方還提出了幾點要求：宣傳手冊中的“性教育”全部改成“安全教育”；如有媒體採訪，不得說出學校名字，“以免惹麻煩”；不能講生殖器；課件里不能出現生殖器的圖片；“不能講得太暴露”，只能接受“點到為止”……
　　第一堂課開始了，家長和學生一起聽講。講師王玲小心翼翼地，講如何防火、防地震、家用電器使用守則等；第二堂課，王玲慢慢滲入家庭教育，講了些“女孩不要單獨走夜路”之類的內容；幾次下來，王玲覺得自己和家長、孩子都建立了信任，才開門見山地說，這次我們只邀請女孩留下來，講如何預防性侵。
　　王玲問孩子們：“你們覺得什麼最重要？”女孩們答，“健康！”“安全！”
　　王玲欣喜，“好極了！那怎麼樣保護自己的安全？比如，誰能告訴我什麼叫隱私部位？”
　　孩子們的回答五花八門：頭髮、眼睛、鼻子、嘴，膝蓋、太陽穴……只有一個小姑娘指了指自己的胸部，說，“這兒。”
　　幾堂課下來，王玲告訴孩子們，內衣內褲遮蓋的地方是隱私部位，別人不能碰；除了自己以外的人，都是別人；反覆強化後，王玲讓孩子們模擬表演，遇到壞人怎麼辦，如何報警，如何拒絕陌生人等等。
　　女孩們很快接受了新奇的課堂。但很多家長得知後打來電話訓斥，“你們這是在教唆孩子！本來不懂，都讓你們教壞了！”
　　王玲覺得，保護女童不受性侵犯，第一道防線是家庭，第二道防線是學校，既然想把工作做扎實，家長、老師的工作也都要做。
　　於是，她把給孩子們上課的內容，再傳遞給家長、老師，希望得到他們的配合。慢慢地，家長髮現，只要拿捏好尺度，這樣的教育對孩子有利無害。可每當王玲希望得到家長的反饋時，大人們面面相覷後，問，“孩子上課不聽講怎麼辦？”“怎麼讓孩子先寫作業再看電視？”……
　　王玲覺得，中國人對性的保守思想根深蒂固，家庭和學校的性教育長期處於消極、被動狀態，農村和城市流動兒童則更單薄，“紅楓”在做的預防教育，其實迫在眉睫。
　　“如果有壞人要侵犯你，怎麼辦？”“自殺！”
　　今年8月，“紅楓”受邀去安徽阜陽為農村女孩和中小學老師做女童預防性侵害教育培訓。
　　火車上，一位年輕的父親得知王玲的工作後問，“你們做完了幾個小時培訓就走了，之後呢？孩子們肯定還會有大量的問題，那時候怎麼辦？”王玲很受觸動：怎麼樣讓這樣的教育開枝散葉，併在當地生根發芽。
　　那次培訓後，講師侯志明也遇到同樣的困擾。
　　兩個小時的課堂上，侯志明讓幾百個孩子寫下各自對“性”的理解，回京之後，她一個個地翻看這些紙條，有些詞彙觸目驚心：動手動腳、侵害、壓迫、噁心、厭惡、迫害、醜陋、可怕、傷心、痛苦、犯賤……她揪心地想，“可能這些孩子已經出了事。”但她很難再重新找到這些孩子，單獨為她們做心理輔導。
　　從2011年開始農村女童預防性侵項目開展，王玲和侯志明走訪過很多農村學校，她們發現，在家裡，就連最親近的母親也沒有告訴女兒們這方面的知識，“不知道怎麼說，還是讓學校去說吧。”但教育部設置的性教育課程，在大多數學校基本無法落實，有的學校連書都不發，有的發了書後告訴孩子們，“自己看吧。”
　　今年9月13日，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北京師範大學社會公益研究中心發佈《女童保護研究報告》，報告顯示：2012年，縣以上婦聯受理幼女受性侵的投訴達到500多件。在經濟欠發達地區，本地農村留守女童受害者多；在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女童(外來務工人員或其女兒)則是主要受害人群，在北京、蘭州9所高中里，性侵事件發生率為6.7至21.8%。此外，2011年1月到2013年6月期間，媒體報道的兒童性侵害類報道約高達45萬篇。
　　不過王玲認為，“實際數字可能更高。”一位“紅楓”志願者曾在課上問：如果有壞人要侵犯你，怎麼辦？一個女生回答：自殺！其他女生竟然紛紛表示贊同。深感震驚的同時，王玲說，“在羞恥感的影響下，大多數女生可能會做同樣的選擇，密不告人，而作惡的人則消遙法外。”
　　在輿論的連續關註下，今年10月，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聯合出台了《關於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表示將嚴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並首次明確了從重處罰的七種情節。
　　更多的公益組織也加入了“紅楓”的行列。王行娟說，這些都讓“紅楓”看到了希望。不過，“輿論的關註，教育部的綱要，最主要的是落實”。她覺得，如果沒有與孩子們真正的面對面交流，再多的法令條文，都形同虛設。
　　作為項目的實際授課老師，王玲的感觸更多。“其實我們做的不只是教會孩子如何保護自己，還要幫助她們理解，什麼是生命，愛和尊重。”她說，“真正的性教育，最終是生命教育，孩子們不只從中得到知識，還要學會拒絕，學會責任，學會如何處理自己與社會的關係，而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工作。”  ★
（編輯：SN054）